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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星“政党——政府——社会”关系模式及其分析框架的提出_知乎_

“政党——政府——社会”关系模式及其分析框架的提出

在这一过程中,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代表社会民众的利益,全面主导和参与国家政权运作的各个环节中;另一方面则以国家公权力的身份,通过合法地组织和管理社会来完成对社会的政治整合,从而成为衔接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核心。从国家、政党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的发生次序审视,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之中即通过领导革命、传播理念和组织化等方式对社会进行了局部重构,并和社会产生了关联;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社会夺取了政权,作为主导力量建立并发展了现代国家,政党和社会的关系要早于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。基于上述分析,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“国家——社会”中具备特殊性、主导性的地位,应当被单独作为一个“国家——社会”关系中主导性、关键性的变量,而非“整体中的部分”的那类政党形态和地位。这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党,和西方政党的本质区别:政党是国家政策的主导性力量,是所建立政权的中的“大脑”。鉴于此,在“国家——社会”二分法的基础上,结合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的政党变量,提出了“政党——政府——社会”的三分法框架。

在该分析框架中,政党行使的政治权力和政府行使的行政权力均属于国家公权力范畴,政党和政府均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;所以,“国家——社会”按照三分法可以被归纳政党——政府、政党——社会和政府——社会之间的三重关系,总体上即呈现为“政党——政府——社会”关系模式。

第一,在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方面,党组织通过嵌入于各级政府和行政化的社会组织中,继而通过领导、引导和规范行政权力来实现执政主张、达成执政目标:(1)党组织通过建立党委、党组等方式嵌入到各级政府当中,领导各级政府实现政策目标;而在政府的领导岗位等关键性岗位上确保是政党人员的同时,亦确保公务员队伍中的大部分成员具备党员身份,接受党组织的组织领导。如有统计显示,在我国公务员队伍中,党员比例超过80%。(2)当前,部分社会组织存在行政化的现象。这些社会组织或由于缺乏权威地位,难以有效组织起其它社会力量;或缺乏审批资质、资金人力或其它治理资源,对行政权力及其提供的资源、便利较为依赖。在这种情况下,这些社会组织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地位,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依赖性特征。在这种情况下,无论是对行政决策、执行的直接影响,抑或间接的约束、引导,党组织可以用多样化、弹性化的方式来领导行政权力,以确保社会组织减少对行政权力的过度依赖。

第二,在政党和社会关系方面,中国共产党发挥社会整合功能,通过将社会各类因素进行统一、协调,使以公共生活为代表的“公共领域”和以私人生活为代表的“私人领域”进行有机整合。其中,在党社关系方面,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的利益整合、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等方式,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整体,并使其更为有效地被纳入到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的轨道中来。

第三,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,一是政府依托治安、环保、综治等职能部门,通过直接权力作用的形式,维护社会生活秩序,保障社会正常运作,实现基层民众权益;二是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、培养代理人等方式,间接地以赋权、合作等形式,与社会力量共同对社会进行治理。在国家治理的指导理念下,政府和社会更多地呈现出合作式的互动关系。随着中国政治环境与社会结构的转型,合作逐渐成为政社关系的主导性模式,“政府不断放开制度空间、放松管制力度,并将部分职能、资源逐步转移给社会组织”。

基于上述分析,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,“政党——政府——社会”成为“国家——社会”二分法下更为精细、也更为契合中国国情的划分方法。可以说,“政党——政府——社会”框架是基于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的理论提炼,是成功政治实践上升到政治理论层面的典型应用。